光大保德信教训

　　来源：阿尔法工场DeepFund

　　当股东比较在意对基金公司的控制力时，股东发展势头好会极大提升公募的资源能力；一旦股东自己遇到困难，会立刻向下传递。

　　4月中的一个凌晨，一则总经理离任公告，在光大保德信基金内部被疯狂转发。

　　公告显示，总经理刘翔因个人原因辞任，公司副总、首席运营总监兼首席信息官贺敬哲将代任总经理职务。

　　刘翔

　　实际上是先被免去党组成员职务后，才提出离职的，背后的原因或与

　　近年来公司发展一直走下坡路有关

　　。

　　“叫好不叫座”

　　从业绩数据来看，光大保德信基金近年来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

　　根据光大证券2024年年报披露，截至2024年末，光大保德信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934亿元，其中，公募资产管理规模757亿元，公募剔除货币理财规模570亿元。

　　这一数据与四年前形成鲜明对比。2020年末，光大保德信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公募剔除货币理财规模分别为1175亿元、1069亿元、794亿元。

　　这四年，正是刘翔执掌光大保德信基金的时期。

　　公开资料显示，刘翔在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之前，已在公募基金行业深耕十六载。

　　2004年他加入鹏华基金，从市场发展部渠道主管到部门总经理；2016年转战前海开源基金，先后担任合伙人、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市场官、执行委员会联席总经理；2020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7月升任总经理。

　　此后，光大保德信管理层开始了一系列人事变动。

　　同年8月，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常青离职；11月，原董事长林昌卸任，由股东方光大证券派出的王翠婷接任董事长职务；次年2月，前副总经理兼首席运营总监梅雷军离职，其职务由同样来自光大证券的贺敬哲接任。

　　在这场人事变动中，公司“旧部”的处境最为微妙。

　　新管理层往往倾向于重用嫡系，而原有团队则难免面临边缘化，这一现象在刘翔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在前海开源基金的老部下纷纷追随而来。

　　前海开源基金原市场部总监、监事卢超铭于2020年9月离职后，同年10月便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出任总经理助理一职，负责市场体系的战略拓展；前海开源基金原投资副总监、基金经理陶曙斌于2020年12离职后，次年1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

　　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有团队成员的相继离开，比如被称为“国内晋升最快的基金经理”何奇，曾在2019年、2020年凭借重仓科技股一举成名的董伟炜，原权益部投资总监戴奇雷，以及投研老将魏晓雪等人。

　　权益人才的动荡，一方面与公司管理层的人事变动有关，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刘翔上任后推行的“固收+”战略——将固收类产品占比稳定在60%以上。

　　根据海通证券最新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光大保德信基金的固收投资业绩表现突出：近一年及近十年绝对收益率均位列行业首位。银河证券数据进一步显示，同期该公司旗下14只产品近一年收益率进入同类前10%，其中8只产品更是跻身同类前十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固收业务业绩斐然，但光大保德信基金近年来却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发展困境。

　　Wind

　　数据显示，

　　2021

　　年以来公司的债券型基金管理规模绝大部分时间徘徊在

　　400

　　到

　　600

　　亿元之间，规模增长与业绩表现出现明显背离

　　，这也为刘翔最终离任埋下了伏笔。

　　殃及池鱼

　　事实上，光大保德信基金近年来的发展一直走下坡路，既与刘翔的管理问题有关，也反映出股东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

　　作为国内首批中外合资公募机构，光大保德信曾引以为傲的“中美和智“股东优势，如今却成了令人唏嘘的对照。公司股权结构显示，光大证券（持股55%）与保德信投资管理（持股45%）本应形成强力互补——前者依托光大证券的本土资源与资管经验，后者背靠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在全球投资市场的专业声誉。

　　然而纵观近年表现，光大保德信基金既未有效整合中美股东的投研体系与人脉网络，也未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无论是产品业绩还是管理规模，都与其显赫的股东背景形成鲜明反差。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股东对公司治理理念的漠视，是阻碍公司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金公司是独立的经营实体，而非大股东的附属部门，部分央企背景的公募仍以行政化思维管理，导致内部权责失衡，这与市场化运作的公募行业逻辑背道而驰。“上述业内人士进一步表示。

　　从光大保德信基金现任高管团队的背景来看，“光大系”对公司的控制力可见一斑：董事长王翠婷、代任总经理贺敬哲、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总监龚俊涛等人均来自股东方光大证券。

　　这种控制力，在股东发展势头好的时候会极大提升旗下公募的资源能力；一旦股东自己遇到困难，会立刻向下传递。

　　2016年，暴风集团联手光大证券子公司光大资本收购英国体育传媒公司MPS一事中，因MPS倒闭导致让光大证券付出了沉重代价。

　　自MPS事件发生后的2016-2019年，光大证券净利润连续下跌，从30.13亿元降至5.68亿元；虽2020-2021年有所回升，但2022-2024年，营收又出现三连降。

　　期间，光大证券高层也进行了多次人事调整。

　　MPS事件爆发后，光大证券管理层经历了一轮重大调整。原董事长薛峰、原执行总裁周建男、原首席风险官王勇、原合规总监陈岚等高管相继离职；继任董事长闫峻也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被撤职降级。

　　2022年6月，光大银行高管赵陵空降出任光大证券董事长，拉开新一届人事调整序幕。2023年初，因自营和另类投资业务出现重大亏损，公司对高管团队进行“大换血“，撤换了包括分管自营投资的副总裁王忠在内的三名核心高管。

　　2024年年中，光大证券又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改组，多名新董事走马上任。

　　今年，光大证券延续了这一调整趋势。2月19日，原董事谢松率先卸任；3月7日，光大证券董事会再次收到来自董事王云的辞职报告，其职位预计由第二大股东中国光大控股提名的潘剑云接任。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期光大保德信基金高管的变动，可以看作是与光大证券董事会调整形成的联动，正是股东层面系统变化的体现。

　　夺权大战

　　事实上，光大保德信基金的情况并非个案。

　　近年来，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愈发激烈，费率持续下行导致基金公司利润承压，股东收益也随之缩水。

　　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市场竞争加剧、业绩压力陡增的双重考验下，多家基金公司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股东对公司管理的深度介入正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

　　过去，股东对基金公司管理大多采取宽松态度，而如今却频繁插手人事安排与业务决策，从 “甩手掌柜” 转变为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这种变化已从个别案例演变为行业共性问题，在多家头部机构，由股东方主导的管理权争夺正在上演，多场

　　“

　　夺权大战

　　” 

　　正悄然在公募行业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