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记者陈洪杰 实习生唐敏安编辑|袁满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监总局”）多地派出机构的一把手发生了变化：刘荣出任金监总局广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原广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任庆华出任深圳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而原深圳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为包祖明，现已调任至广东监管局，出任党委书记、局长。原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裴光则回归总局。
刘荣出任广西监管局局长
近期，广西监管局网站“局领导简介”一栏发生更新，刘荣任党委书记、局长。
刘荣出生在1971年9月，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之后长期就职于中国银监系统。
2015年6月，刘荣出任中国银监会城商行监管部副主任，2017年8月任兰州市政府副市长（挂职两年）。
此后刘荣回归中国银保监会。不过，到了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发生，他作为化解风险的高端人才，被引入河南，出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等。
在刘荣的推动下，河南掀起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其中最令所知的是河南农信改革化险，他全程参与。在最初河南省农信获批的方案中，由省政府出资，采取联合银行的方式，通过自上而下参股控股，形成省控市、市控县的三级管理架构。
在该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参股方式则有利于理顺先前省联社与基层行之间自下而上的股权关系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关系的错位。
到了2024年7月，河南农信做了进一步的突破，从联合银行变身省级农商行。当时，河南农商行筹建工作小组称，河南农商联合银行、郑州农商行等25家法人机构已分别完成内部公司治理程序，审议通过了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河南农商行。
一位行业资深人士称，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推动难度很大，又需要拿出真金白银，这考验着地方党委政府的决心。考虑到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农信社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需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定具体路径。只要有利于理顺体制、化解风险、改进服务、强化管理的目标，各地可因地制宜，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
“农商联合银行是改革的一大进步，但不能彻底解决地方机构法人小、权力大、管控难等问题。对于部分区域经济相对薄弱的地方而言，统一法人模式能够有效破解省联社体制弊端和小法人体制弊端。”上述人士还表示。
拥有130多家基层行的河南农信在新一轮改革中走在了全国同业前列。此后，多地的农信开始切换路线。例如甘肃将筹建统一法人模式的甘肃农商行，而之前拟建立甘肃农商联合银行。新疆采取了类似的路径，统一法人改革方案已获国家批复。
“刘荣对城商行、农信社的改革发展与风险化解有着深刻见解，并且具有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在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强化央地监管协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当下，能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位行业人士称。
任庆华出任深圳局局长
金监总局深圳监管局新任党委书记、局长任庆华也是一位“70后”。他生于1970年7月，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任庆华为广东银保监局筹备组成员，之后出任党委委员、副局长。
2025年3月，任庆华调任金监总局深圳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截至目前，深圳监管局领导班子还有一级巡视员陈飞鸿、副局长范君宁、副局长潘文波和纪委书记傅兵。
2025年初，任庆华出席广西监管局年度监管工作会议并讲话。会议称，坚定履行防范化解法人机构风险的首位主责，坚持去存量、控增量，积极推进减量提质。切实增强辖区法人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完善定位监管，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加大资本补充力度，推动外源性资本补充取得实质进展等。
农信机构改革也是任庆华关注的焦点。他曾发表论文称，在处置不良上，要谋求多方支持，抢抓风险化解政策机遇，向上争取改制政策支持。在监管上，要压实机构风险处置主体责任，综合运用清收、核销、资产置换、引入其他有实力的机构参股等多种方式。
早在2021年4月，任庆华曾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农信社改制整体按照“摸清底数、处置风险、注入资本、转换机制”的路径开展。
广西监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广西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689.56亿元，比年初减少55.18亿元，不良贷款率1.28%，比年初下降0.22百分点，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
包祖明出任广东监管局局长
3月27日，金监总局广东监管局显示，包祖明已出任党委书记、局长。他于1971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5年10月，包祖明任中国银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2019年7月，任浙江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2025年3月，任金监总局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更早之前，包祖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外资及其他金融机构监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大连银监局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监管处处长、股份制银行监管处处长、法人机构监管处处长，大连银监局副局长、党委委员；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他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较有见解。“数据通常沉淀在各类政府部门或者公共事业单位中，但出于数据安全和保密等方面的考虑，单个银行机构要获取这些数据存在相当大的困难。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银行通过市场获取数据的渠道不断增加，但总体上来说，向互联网企业购买的数据存在着法律合规方面的问题，银行业无法通过大规模购买数据的方式来满足对授信决策的需求。”2020年，包祖明在接受《中国银行业》杂志采访时称。
在包祖明看来，技术上的赋能是基础，但这些技术最后是否能转化为产品，产品又能否精准投放则取决于银行本身。目前银行业需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理念的问题。要真正把服务小微企业作为银行的一项重要战略来定位。部分银行甚至还是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运用大数据的技术能力是很薄弱的，但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往往前期投入大但收效慢，银行必须上升到战略高度才可能持续推进。
二是系统的问题。大数据的应用对银行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既是考验也是很大的推动力。部分银行在数据中台建设方面由于前期重视，系统功能相对比较完善，一接入平台就迅速实现了公共数据共享的常态化，对相关业务的带动效应显著，而有些银行则由于系统建设滞后，严重影响了数据的应用范围，甚至出现了业务部门等着科技部门的情况。
三是建模的问题。大数据应用重要的发展方向是风险模型部分代替审批人员，用“数据跑”代替“人跑”，这一步转变的核心是银行能不能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利用大数据建立个性化的风控模型。同时，银行应加强探索如何将行业内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大数据风控模型，进一步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四是产品定位问题。银行开发的信贷产品，往往会出现同质化的现象，若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有些产品设计基本千篇一律，没有太大差异。但实际上企业的信贷需求却是千差万别，比较个性化的。比如，高科技企业等细分领域的企业，就因建模相对困难又缺乏有针对性的产品面临融资难题。
在深圳监管局任上，包祖明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以严明纪律保障金融监管高质量发展》一文。他称，要做好金融反腐与处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继续检视辖区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短板漏洞，通过健全制度约束强化“不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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